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了？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冲进了巴士底狱。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后来成为巴士底日。

然而，革命进行得并不顺利。

经过几次民众起义，法国人推翻了国王，迎来了雅各宾派。

在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雅各宾派首先用武器镇压其他政治派别，然后以各种罪名杀害不同意其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其他政治家，从而实行恐怖独裁。

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罗伯斯庇尔(1758年5月6日- 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政治家，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人。在短短三年内，在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之前，巴黎的断头台杀死了7万多人。

但是推翻罗伯斯庇尔的热门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当他们上台后，他们大肆逮捕和处决那些被认为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人。

这种政治上的反复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时代。

虽然拿破仑恢复了秩序，使法国变得强大，但法国大革命所反对的君主制又回来了，复辟、重复、叛乱、镇压和清算的历史一直持续到1871年。

虽然法国曾经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古代哲学家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著作向全人类传播了理性的光辉，法国大革命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但我们也必须面对伴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恐怖。

纵观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1789年到1871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法国大革命似乎并没有很好地诠释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

不仅在法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思想启蒙不允许国家按照知识分子在未来历史进程中设定的理想条件前进。研究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具有启发性。

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是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哲学和文化运动。

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权威一直是欧洲政治哲学和知识体系的核心。

启蒙运动旨在相信理性，敢于求知，打破宗教神学对思想的束缚。

1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神学的认知范围。17世纪末，一批思想家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接受了科学发展带来的新宇宙观和通过理性求知的研究方法，把理性这一人类思想的基本要素发扬光大。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世界观，其中包括诸如自由和平等的概念。

启蒙运动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蒙运动后，欧洲各国相继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早期的启蒙运动并不针对政治，而是诞生于一群学者，或者是少数学者的私人互动中。

所以早期启蒙运动的很多作品都是书信。

甚至法国人也经常在他们的著作中称赞英国人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是启蒙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

理性思维离不开科学的发展，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是重建人类理性的重要基础。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年8月29日- 1704年10月28日)，英国哲学家和医生，被广泛认为是启蒙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被称为牛顿的“自由主义”之父。牛顿之后，英国开始出现脱离宗教神学的理性运动。

学者们从经验主义的传统出发，又从神学中延伸感情和经验。

培根是第一个提出实验哲学概念的人，他写在07555 -79000书中。

约翰洛克真正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把政治和神学分开，他后来被称为“启蒙运动”。

英国的启蒙运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的宗教权威已经比欧洲弱了很多，言论环境相对宽松，王室相对开明，议会与王权同等平等，贵族与王室的关系相对宽松。

因此，英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润物无声，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

法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法国上流社会和王室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在法国专制国王的统治下，一群贵族仍在进行或软或硬的抵抗。

公爵和侯爵以妻子的名义，在不批评国王的情况下，开设“学术沙龙”，邀请学者参与和批评时事。

吉夫林夫人的沙龙(1699-1777)是巴黎最著名的沙龙之一，其视觉中心是伏尔泰的半身像。虽然法国国王经常使用武力驱逐那些对王室持激进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但法国知识分子却培养了许多人才。达摩王无法完成他的行程。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受英国思想家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他们把启蒙运动带到了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理性主义。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哲学家和英国哲学家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控制政治的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理论家提出计划，管理者执行计划。

在法国，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管理者意见不一。

政治理论家由于缺乏管理实际社会事物的经验，只能提出一般的抽象原则，而社会管理者总是忙于处理具体的社会事务，并采取切合时宜的实际措施。

因此，作为社会理论家，他们不可能产生鼓励社会变革的具体路径，他们也没有兴趣积极参与社会政策变革。

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年10月5日- 1784年7月31日)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和作家，是百科全书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运动精神的集大成者。正如《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和《新工具》体现了美国和英国的启蒙精神一样。

然而，与《1755年葛芙琳女士的沙龙》和《百科全书》不同的是，它对社会管理不太感兴趣，它的目的是“收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知识”。

哲学家热衷于渊博的知识，抽象的原则，并归纳起来，形成了理性主义。

理性观念是宗教观念的对立面。

其他理性主义者，如霍尔巴赫、赫维乌斯和莱特利，公开提倡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伏尔泰虽然不信仰无神论，但他是自然神论者，支持自然宗教，反对教会对神学思想的垄断。因此，他被狄德罗称为“伟大的反基督者”。

孟德斯鸠是个异类。在他的作品中，他将气候、宗教、经验、道德和习俗列为社会的制度形式，而不是理性。

在这些要素中，“经验”是现行制度已经确立的原则。

这引起了卢梭的强烈批评。

在卢梭看来，孟德斯鸠用已经明确的政府权力取代了构建政府权力的原则。

卢梭和伏尔泰所强调的理性原则严厉地批判了孟德斯鸠的另一个主张，即贵族制。

从左至右依次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孟德斯鸠认为贵族制度是对王权的制衡和对君主绝对权力的保障。

包括卢梭、伏尔泰、赫尔维乌斯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该确保国王的基本权威，减少贵族的权力。在此基础上探索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开明的君主立宪制。

这是法国理性主义学者最大的局限性。

他们受到欧洲君主的钦佩，因为他们的思想有助于巩固君主制。

狄德罗曾经说过：“欧洲没有一个君主同时又是哲学家的。”

虽然伏尔泰和他非常崇拜的腓特烈在两年后就分手了，但伏尔泰一直在为凯瑟琳辩护。

卢梭的“普遍意志”(universal will)观点认为，权威的仲裁者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将理论拉回了他们一直支持的开明君主制。

从中世纪以来，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方便商业和手工业活动，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然聚集在主要的交通道路上，形成新的聚落。与传统的以封建城堡为中心的聚落不同，这些聚落的居民更多、更集中、更平等。城市文明在法国和西欧国家重新出现。

封建领主向传统定居点的居民征税。在新殖民地形成后，封建领主要么宣布新殖民地为领主的土地，要么宣布新殖民地的居民为领主的农奴。简而言之，他们与新的定居点争夺人口和土地，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

经过长期的拉锯战，新聚落的居民逐渐摆脱了封建领主的剥削，获得了自治地位，形成了自治城市。

科尔马镇，建于中世纪的法国。在一个自治的城市，主要居民大多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并在公民中出现了行会制度。

行会由从业人员组成，作为某一行业从业人员利益的代言人，参与城市的管理。在各行会的会商中也建立了公共事务制度。

在高度流动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冲击下，贵族的土地收入日益单薄，地方贵族在法国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逐渐衰弱。

然而，行会并不是完全独立于法国现存的社会制度之外的。地方贵族的衰弱使市民无法接管。相反，国王的手伸向了权力真空，迫使行会与国王妥协。

法国画家Nicolas Jean-Baptiste Raguenet描绘了18世纪的巴黎。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除了首都巴黎，所有的法国省份都处于萧条状态。

路易十六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王权的极端扩张。

从巴黎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王权取代了衰落的贵族权威，建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法国的政治经济高度集中，全国都以巴黎为尊，甚至连议会都成了王权的附庸。

与此同时，城市贫困阶层广泛出现。他们不能参与行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更不能影响旧贵族和皇室的决策。他们脱离了社会制度，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正是在这些不稳定的暗流中，大革命的火花正在酝酿。

启蒙运动在大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传统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将宗教和王权从神坛上拉了下来，唤醒了公民阶级。

启蒙运动似乎是大革命的推动者，是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是大革命后人类历史走向的奠基人。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历史与这种从原因推断结果的教条式历史观相去甚远。

大革命之后，法国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统宗教，尽管伏尔泰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人。

大革命后，教会道德在市民中再次抬头，市民并不认同教会，真正信奉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市民寥寥无几。

大革命时期，没有多少人高举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提出的理论大旗。相反，它是一次又一次的血腥和暴力。对立的政治力量互不相容，殊死搏斗。

事实上，启蒙运动学者根本不想要革命，他们宁愿通过君主的暴力而不是下层阶级来改变社会。

革命的直接推动力是城市贫民，他们在路易十六繁荣的法国社会中看不见希望。

与其说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催化剂，不如说它是一个历史变量，为穷人和上层阶级之间长期酝酿的冲突提供了爆发的机会。

当然，启蒙运动确实与大革命中的一些政治人物产生了共鸣。

启蒙学者们对教会权威的反对，引发了大革命之后对教会利益的剥夺。

很多地方的教会经营的慈善团体、学校等都被取消，只不过没有什么东西来替代它们，反而让法国出现了社会公共服务的真空。

1789年8月26日颁布《联邦党人文集》 1789年的第一届国民大会起草的《政府论》 ，几乎完全从卢梭的著作中原文照抄，在议会大厅中也树立了卢梭的半身雕像。

罗伯斯庇尔深受卢梭的影响。

卢梭在《联邦党人文集》 中的开场白是：“万物在他们一离开造物者之手时都是美好的，万物一入人手就堕落了”，对此罗伯斯庇尔的感悟是：“人在他走出自然之手时是善良的，如果他堕落了，责任在于邪恶的社会制度”。

罗伯斯庇尔对比人民和个人的关系，引用的是普遍意志的观念，认为人民是代表了善良的普遍意志，但具体的个人可能有所欠缺。

因此，在罗伯斯庇尔开启恐怖统治的时候，他依然秉持着卢梭的理念，认为他的血腥杀戮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德的共和国”。

同时，他把自己当做了启蒙运动领导者们所信奉的最高仲裁者，也就是曾经的国王。

当然，我们不知道卢梭如果活到了大革命之后，会有怎样的遭遇，并且卢梭的信徒——罗伯斯庇尔本人，也成了他自己恐怖统治的受害者。

大革命为什么“跑偏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大革命为什么偏离了启蒙运动理想这个问题了。

不像很多人的想象，大革命并非因启蒙运动而生。

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推动力量之一，但不是大革命的起因。

启蒙运动本身并没有提出关于大革命的具体路线、纲领，它不是对实际政治革新的探索，而是脱离政治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真正造成大革命的，恰好是路易十六上台以后一系列改革，造就的法兰西君主制晚期的繁荣。

路易十六（1754年8月23日—1793年1月21日），法兰西波旁王朝第五位国王，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他既是法国历史上唯一被执行死刑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中第二位被执行死刑的国王。

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法国兴修道路、运河、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改进农业，大革命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大革命之前三十年那样繁荣。

正是这种繁荣，制造了日后的大革命。

因为，经济越繁荣，社会越进步，旧体制的弊端就会更加显露在人们的眼前，让这种弊端变得让人不可忍受。

启蒙时期构建的那些空中楼阁，让上层知识分子们蠢蠢欲动，他们不再支持国王，王权和富裕阶层的矛盾变得空前对立。

可是富裕阶层并不是发动革命的主导力量。

革命的主导力量是城市的贫民阶层。

通过改革，王室的权力扩大，原有的以行会为基础的社会公共体系消退了。

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富裕阶层，包括旧贵族、行会领导者、富裕市民阶层与国王出现对立，但他们却无法自己组织起来，只能沦为社会的旁观者，不参与社会运动。

城市贫民是被社会抛弃的群体，谁直接统治社会，他们就反对谁。

即使国王推出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提高社会福利的措施，却由于富裕阶级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推诿，让这些措施根本无法真正惠及人民，贫民和国王反而更加尖锐，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

政治势力之间水火不容，每一派都宣称自己代表了理性和真理。

这恰好体现了法国式启蒙运动的局限性，那就是先哲们并不能拿出一套实际的方案来让他们的抽象理论落地。

人们对理性启蒙的理解，永远是五花八门的，可以随意被解释的。

掌握了政权的人，都利用他们的暴力机器，任意将启蒙先哲的理论曲解为替自己暴行辩护的理由，也就造成了大革命的“跑偏”。

结语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曾经是一种观念范式。

早在19世纪初，这种观念范式就遭到了质疑，甚至有学者将大革命描述为对恰当理解启蒙运动的一种致命威胁。

尼采甚至支持这一观念为“虚伪的意识形态”，给研究历史造成了“严重的认识论障碍”。

通过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前夕法国国情的梳理，我们发现，启蒙运动确实不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而直接引爆革命火线的，是城市贫民阶层和国王之间的矛盾。

启蒙运动不仅没有指导革命，启蒙运动的理论本身，甚至被后来的暴政所曲解，变成为暴政辩护的工具。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但罗伯斯庇尔的暴政却不能归结到卢梭的身上，更不能因为政治人物熟读了卢梭著作，就认为其政治行为必然会是理性的。

我们要知道，历史首要的对象从来不是“精神”，而是在时间之中的人。

（END）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推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