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理解“柏林大学模式”的意义，有必要厘清“科教兴国”这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所谓“科教兴国”，是指国家政府允许教育和科学自由发展，不受任何干预，并通过其成就，自动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英国、美国等近代早期国家在探索“科教兴国”道路的过程中，都走了这条路。对于那些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追求的战略不是“科教兴国”，而是“科技兴国”，即国家政府利用其权力，通过积极有力的教育和科学干预政策，促进教育和科学的繁荣，进而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 这些后发发展中国家选择“振兴科教”战略的背后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为了救国，这些传统国家的权力精英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现代化是预定的现代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一个遭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德国-普鲁士土地上，现代化第一次获得了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进步，它的最终目标，它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是由公开讨论和刻意选择的战略指导的。当国家意识到教育和科学在这个超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时，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允许教育和科学本身的缓慢发展，而是把它放在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积极推动它的发展，这种国家战略体现为“科教兴国”。 因此，在这些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它们与原始现代国家的大学存在着差异。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好的大学是那些与中世纪神学院有相当持续关系的大学，或者是那些由私人自由建立的大学。这些私立大学为了保持自身发展的稳定，与国家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不位于“天子”脚下，因此具有很大的自由度、独立性和多样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从德国和普鲁士开始，包括后来的日本、俄罗斯甚至后来的中国，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国家的战略决策，使其不再是教会或私人性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未来的问题。最好的大学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大学，通常位于“天堂脚下”。考虑到这一点，这些国家的大学制度往往具有标准化模式的特点。当这种模式能够在“科学与理性”和“相对自由”的原则指导下形成并实现健康发展时，它所带来的大学制度的先进性、科学的飞速进步和文化的普遍繁荣，甚至是早期以根根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私立大学所无法比拟的。一旦国家抛弃了大学的“科学理性”和“相对自由”原则，就会很快导致大学教育、科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衰落。这种衰落自然意味着整个国家战略的失败，也成为政府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柏林大学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对这一教育与科学发展辩证法的最典型诠释。 一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18世纪末，整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地区虽然有60多所各类大学，但由于政治分裂和内外混乱，德意志大学教育在欧洲极其落后。“狂奔运动”的著名人物莱辛曾尖锐地指出：“德国的大学只不过是学院派的神学院，它沉溺于行会精神、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普遍的僵化和学院派的衰落”。因此，他对旧的德国大学不抱希望。然而，在普鲁士，仍然有一所有点现代的大学，哈勒大学，它不是起源于教会，而是由腓特烈大帝的国家政府资助的。但在19世纪初拿破仑征服期间，法国占领者将这所大学拆除了。其他被拆除的德国大学有科隆、哥廷根、英施塔特、特里尔、美因茨、波恩、迪林根、赫尔姆斯泰特、林滕、班贝克、法尔达、杜塞尔多夫、阿尔特多夫、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帕绍和伦堡等大学。简而言之，所有被拿破仑强行纳入法国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德国领土上的大学都被取消了，因为拿破仑告诉他的元帅和将军们：“彻底征服一个民族的最成功方法是首先打击它的知识分子!” 然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推动了德国的改革运动。因为在这些时期，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就像著名的官僚主义改革者冯冯？正如哈登堡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任何想要生存的人都必须保持效率和竞争力，必须作为一个国家进行自我更新，所有国家都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个时代的新原则，否则就会灭亡!”因此，来自外部的现代化强制动员了德国内部正在形成的现代化意愿，并为其提供了改革的动力，普鲁士，德国最大的州之一，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中心。 1806年《0755- 779条约》签订后，穷困潦倒、血流成河、一贫如洗的普鲁士不得不向拿破仑和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国家必须用精神的力量弥补物质上的损失，”“哲学家”威廉三世国王在国家财政枯竭的时候，对从哈雷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1807年10月，普鲁士政府召开了一次关于经济困难与教育关系的特别内阁会议，威廉三世在会议上再次表明了他的态度：“正是因为贫穷，才需要教育。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教育和贫困而贫穷。教育非但不会使国家变穷，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国防部长沙恩霍斯特表示同意，他说：“如果普鲁士要成为军事和政治组织的世界领导者，就必须成为教育和科学的世界领导者!”即将上任的内政部教育部长冯威廉？洪堡还指出：“大学是普鲁士为自己赢得德国和全世界尊重的最高手段，从而在启蒙和教育方面成为真正的世界领导者!” 从“国家办教育”、“最好手段”、“最高手段”等理念中不难发现，他们选择的战略不是“科教兴国”，而是“国家兴科教”。在这方面，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b戈特利布？费希特在普鲁士内阁会议后发表了一系列充满激情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不仅进一步指出了“国家发展科教”的战略方向，而且对其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普鲁士的解放取决于她是否能建立一个合适的教育体系，这应该是国有化的体系”。“新国王和支持他的政要们正在准备一场教育革命，与拿破仑的社会改革相抗衡!” 简而言之，“教育”和“科学”成了普鲁士改革派官僚的口号。这个国家试图通过教育现代化来优化其公民，以实现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人、更理性、更忠诚、更少犯罪、更好的官员，并最终实现从落后和遭受打击中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传统老大学的改造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普鲁士决定废除失败的旧大学制度，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组织——现代大学。

近代柏林大学办学制度的特点与历史价值推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