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本科通常是指全国重点高校、211工程本科院校和各省指定的省级重点本科院校，俗称第一册，分数线称为第一册线，也称重点分数线； 第二类是全国招生的普通本科学生，比第一类低一级，俗称第二册(当然，这两类学校有的录取线非常高，如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在第二批录取； 第三类本科是指地方本科，也有一些在重点大学下设立的独立学院(即那种挂羊头卖狗肉，借别人牌子招生的大学)，主要为省级招生，是一种档次最低的本科院校，这类学校大多是原大专升格，俗称三本。 在选择高校分类标准时，既要考虑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效益，满足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的需求，又要充分尊重人的差异性，使不同类型智力(不是智力水平)和人格特征的学生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分类的依据要兼顾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力求在现实条件下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最大程度的统一。 从高等教育史上看，大学具有教育功能、探索功能和服务功能。从大学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被赋予了教育的职能。灌输不仅是大学发展的初始动力，而且是大学实施的价值所在。教育的基本手段是教学。因此，大学根本不应该忽视教学，不应该因为一些大学被视为研究型大学而分离教学的基本功能。大学的探索功能在古代就存在。大学的存在应该是为了学术的发展。虽然现代社会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主动介入现实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抛弃传统观念。大学的性质决定了自由、独立和批判精神永远是大学应该保持的精神。自由、独立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的根本。正因为如此，大学才能够超越现实，超越既定的大学利益需求，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面前维护客观立场，着眼于社会和个人的长远发展，成为国家最核心的思想、学术立场，在整个文明社会中具有独立的文化权威。高校类型的分类应有利于体现高校精神，维护高校精神，这是高校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独特崇高地位的关键所在。 服务功能是这三种功能中最新也是最有前途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越来越意识到不应该把自己盲目地关在高楼大厦、深院落里，而应该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参与社会变革，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社会，回报社会。高校分类应体现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为高校与市场的结合提供合理的空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顶尖创新人才。”这其实是对高校分类最现实的要求。科学的分类不仅要有利于培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而且其数量结构也要合理。 一方面，要让少数精英教育机构承担起培养中国乃至世界各领域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国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拔尖创新人才、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的任务。 另一方面，应该有大量的高等院校承担普及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培养适合生产、服务、管理一线的技术技能型、复合型、知识型技术人才和技术应用性人才。目前，我国许多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的高校都在大力扩大办学规模，办学愿望日益高涨。这种错位和现实的社会需求无疑会影响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高校分类既要符合划分的逻辑规律，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调动高校的办学积极性。目前，高校各种分类方法存在层次与类型混淆、科研与教学对立、重点与类型匹配、学术体系与类型衔接等问题。因此，高校在人才市场发展中存在着“攀高”、“追求完美”、“一院制”、“缺乏特色”、“供需错位”等问题。一些大学享受着慷慨的国家福利，而另一些则渴望改善他们的环境。他们在人才培养中未能充分发挥积极性的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科学合理的高校分类应该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强者有压力，弱者有动力。每一种类型都应该有重点大学，这样才能成为特色鲜明、社会认可的一流大学。 同类型高校遵循相同的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和国家政策，所有高校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更高水平、实现重点、争创一流。硕士专业、博士专业、重点大学等不应作为大学分类的标准，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特殊需要建立的各种示范学校不应作为大学分类的依据。决定高校分类的不是教育水平、科研能力、办学规模、学习年限等外部因素，而是高校培养目标的差异。只有围绕培养目标中心对高校进行分类，才能使各高校明确自身定位，专注教学质量，突出特色，而不是一味地向大规模、高水平、综合性方面趋同。围绕培养目标对高校进行分类，也便于国家制定相应的投资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

谁知道高校如何确定分类标准推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