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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创办综合性大学的早期(1925-1952年)，先后建立了文理、工学、法(商)、农学等多个学院，但艺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清华大学的学科设置中是一个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号刊物将清华大学的艺术教育纳入“体育与校园文化”专章，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等门类，通过通识课程和校园文化活动实现审美教育。然而，这远远不是清华大学艺术教育史和艺术学科发展史的全部。

然而，当时国内的大学或受对中国艺术价值片面认识的限制，或受资金不足，或缺乏专业人才的限制，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从事中国艺术的研究。在高校设立艺术系和大学博物馆已成为研究中国艺术的必要途径。清华大学应该依靠其独特的人才和资金优势，营造国内的艺术史研究氛围。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清华大学开始筹建艺术系。清华大学艺术系的设立是在对学校现有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和重组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整合教授、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调整资金使用方向、购买文物、建立文物画廊、筹措艺术研究经费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构建艺术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1. 成立“中国美术史研究委员会”

在清华大学的教授中，梁思成专研中国建筑，邓毅专研中国书画，陈梦佳对中鼎彝器物深有感触，都是上世纪40年代的名家。由于他们分属清华大学建筑系、中文系和历史系，他们在中国艺术方面的共同专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研究没有集中，学生也没有条件得到统一的指导。1947年11月，梁思成和邓艺照共同提议成立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分别聘请中国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地质学、社会学、外语等系的教授组成10人，负责设立艺术系。12月，梁思成、邓艺哲、陈梦佳三位教授共同起草了《设立艺术(历史)系及研究室方案》，并正式提交学校审议。

一是成立艺术(历史)系，“就大学原有人才，聚集一堂，合作研究”。让普通学生在学校接触中国艺术，并保护和尊重固有的文物；对外，我们负责推广和推广中国文化。”第二，在设立艺术系(历史)的条件尚未完备之前，应先设立艺术史实验室。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它是“与人合作的中心，也是小班授课、实践和阅读的场所”。在筹建文物博物馆期间，研究室临时管理展览工作。第三，将分散在各个院系的艺术史课程重新整合，形成一个艺术史课程体系，“让有志学者可以选择全套的艺术史课程”。第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设立美术史系，招收该院及其他专业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为他们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培养中国艺术鉴赏和研究的专门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校董会作出决定：“为促进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学校设立艺术史实验室，并由有关系的商人开设选修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

2. 建立图书采购专项转让和文物采购及“文物陈列室”

建立高校博物馆是建立艺术系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前提。“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在统筹筹建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同时，筹集资金，利用多种渠道丰富文物收藏。清华大学拨给各院系和图书馆的美元购书专项资金是购买文物的主要资金来源。参与艺术史研究的部门可以使用专项资金“购买具有示范作用的文物”。中文系首先提出拨款3000美元购买古物，“以设立大学美术考古博物馆，作为中文系、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教学和研究参考。”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致函学校。例如，社会学系吴泽林教授委托经城镇行刘仁正从纽约购买了两尊“乾隆御编佛像”。

陈梦佳利用自己在欧美游学和收藏的旧知识，联系美国捐赠文物。纽约最大的古董商卢芹斋从美国赠送给清华大学几尊铜器；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东西方艺术公司——旧金山GUMP公司的经理写信向清华大学赠送大量西方现代工艺品。

高校博物馆以收集示范对象作为教学标本和研究对象为目标，特别注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示范意义。由于购买文物的资金有限，我们不能只追求最好的，而是追求可以展示的最好的。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4月，清华大学的全部文物已形成规模，其中商周青铜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730件(含大量甲骨文)，瓷器4件，木器8件，杂器(漆器、铅器等)10件，共1000件。汉代以后，磁瓦也分别收集。据20世纪40年代欧美收藏中国古物的博物馆记录，当时高校博物馆和自建研究所并不多，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克博物馆最为著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有收藏中国古物的美术馆，但数量不多。当时，清华大学的馆藏不亚于欧美的中型博物馆。

1948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37周年纪念日，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正式成立，冯友兰任馆长。展览室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阅览室。作为艺术系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文物博物馆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文物收藏和艺术史研究事业的开始和发展。1948年5月21日，梅贻琦校长向清华大学校董会报告“成立美术史研究委员会，由委员会成立文物博物馆”。陈梦佳就清华大学成立文物博物馆一事致信媒体，试图唤起全社会对文物的关注。

3.唐仲明艺术基金会

在成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同时，还积极为艺术发展筹集资金，设立艺术奖学金。唐亮(名仲明)，1926年留学美国清华大学，艺术成就卓著。20世纪40年代，唐仲明去世后，唐氏家族将他的部分书画捐赠给母校，成立了“唐仲明艺术基金”。为此，清华大学组织了“唐仲明遗存保护委员会”，制定了《唐仲明遗存保护办法》。计划在现状解决、货币体系稳定后，陆续出售部分唐仲明作品，所得款项全部用作“唐仲明纪念奖学金”。《纪念唐仲明奖学基金保存原则》规定：“为妥善保存而募集，为申请之用，应在最短期限内募集；奖学金只发给对艺术感兴趣的贫困学生。”“该奖学金将由母校为未来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培养”。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基金会创始人和管理者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奉献精神。

（2)

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相关部门和教授的密切合作下，不到半年的时间，博物馆正式成立。通过专业人才、学术指导机构、学术组织、配套资金等实质性工作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基本条件。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校规，清华大学在文学院下设立了文学系，其宗旨是“不注重技术培训，而是加强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培养年轻人的品格”。艺术系由三个组组成：艺术史、考古和音乐系。艺术史组是教学和科研的核心。学校与考古组密切合作，将原来的音乐室扩建为音乐组，“培养音乐人才，在学校普及美育”。鉴于当时国内美术院校以艺术创作为主，对历代艺术研究不足，艺术史组的工作重点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对历代艺术作品进行学术研究，培养本领域的专家和国内外博物馆所需要的人才”。这是清华大学艺术系营造国内艺术史研究氛围的关键所在。

艺术史课程“教授艺术史、考古学以及艺术作品的鉴定和鉴赏，重点是历史和理论研究。该系主要研究中国艺术，但为了了解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有必要对西方艺术和早期民族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因此也开设了与此相关的课程。”显然，清华大学艺术系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对中国艺术，包括该地区的西方艺术和该时代早期人们的艺术进行历史和学术研究。通过跨时间、跨文化的比较，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对中国艺术的理性认知和审美欣赏。

清华大学艺术史的研究侧重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从交换研究资料或展览，到邀请外国专家讲学，再到招收国际学生学习中国艺术。清华大学美术系的创始人认为，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它将引起国外的极大关注，未来可能很难从其他方面寻求资助。”在有效整合学校现有艺术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对于清华大学来说，需要做的是“在学校预算中增加教师的数量，但其效果可以培养这一专业人才，并使学校其他院系的学生在美育方面得到相当的培养，这是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华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设立艺术系。11月5日，教育部在一封信中回复说：“我们应该努力加强现有的部门，而这一要求并未得到遵守。”清华大学虽然具备了设立艺术系的必要条件，但却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后，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是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高等教育也紧紧围绕这一战略展开。在此期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农学院增设四个系(1947.6.28)，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国内工程材料实验室(1947.8.13)和北平水泥研究实验室(1948.1.10)。国防科委委托清华大学对煤的氢化、一般食品的脱水、士兵的营养、穿甲力学、强力电微波、强塑性体、轻合金、弹性体的空气动力学等9个课题进行研究(1988.8.10)。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史研究的紧迫性很难被纳入国家政府主导的专业范畴，清华大学艺术系的设立也不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束之高阁。

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艺术史研究在转折中继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一度搁置的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重新启动。通过建立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将艺术收藏和艺术史研究与各院系的教学相结合，增强了文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开发性。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二十二届学院委员会决定成立文物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解放前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而成，由梁思成担任召集人。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博物馆的建筑、经费、组织和人员进行了筹备，并成立了临时工作组，组织展览，以配合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7月，“博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将解放前“文物博物馆”的藏品、结余资金和原创作品并入博物馆。“博物馆委员会”已成为清华大学常设学术委员会之一。

1. 职能与组织

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是全国统一的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和形象教学的领导机构。委员会由梁思成、潘光丹、金岳林、吴晗、袁富力、邓逸卓、吴泽林、邵训正、费孝通、陈梦佳、王迅等11位教授组成。主席是梁思成。常务委员会由各课题组主任和组长组成，负责处理实际问题。委员会下设考古科、民族科、民间艺术科、档案科和综合研究科。原属于清华大学各院系的文物，按照不干扰原院系的原则，统一纳入文物博物馆，并分为五个专门组：

“考古组由地理系原来的博物馆和考古组组成；

少数民族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现行社会制度、蒙藏和高山族文物收藏；

民间艺术组包括当前社会系统的所有民间艺术收藏品(少数民族除外)和建设部门的一个收藏品；

档案组包括历史系收藏的档案，接受图书馆委托整理图片拓片。

综合研究室收集了以往各院系(特别是哲学系和建筑系)购买的各种考古、美术史方面的图纸和必要的参考书，并添加了哲学系收藏的各种图片。他经常研究中国美术史和物质文化史，以供全馆或相关部门和班级的参考、研究和教学。”

与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直接相关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系、人类学系、地理系、建设系、图书馆等参与文物博物馆的工作，是文物博物馆与学校其他部门合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是配合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收集研究资料，经过研究和整理，有序安排，例如教科书。”它使学生能够直接以实物形式看到生产、艺术、机构和所有人类活动的记录。它是检验我们从书本知识中得出的理论或推论的物理证据。”

2. 研究计划及日常工作

根据博物馆的藏品，结合目前的研究和教学重点，博物馆近期的研究计划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博物馆的首要任务是整理和研究80多箱地质和考古文物。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富力教授及其同事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国内外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多年来，在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地收集到地质考古资料80余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然而，由于时间、空间和人力的限制，无法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详细的卷和记录在抗战期间丢失。鉴于此，对这80箱地质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刻不容缓。在中国科学院的协助下，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重新开始了这些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二是继续整理研究图像教材的社会发展史。当时，该馆进行了“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研究”，包括农具、纺织工具等，并辅以货币研究，以说明各个时代的总体经济状况。博物馆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尽可能地收集所有相关的图像资料，如龟甲和石刻中的耕作和编织工具和工作条件，汉代石雕中的耕作和编织图像，唐宋以来的历代绘画，元、明、清的木刻书籍(如各种农业书籍)，并收集相关的实物标本。如各种纺织品标本、仍在使用的农具标本等。对于大型或难以获得的标本，可通过仿制模型、模具绘画或摄影来保存图像数据。1950年下半年，博物馆综合研究室与社会部、历史部合作，以此为中心。这项工作完成后，它将继续关注社会历史的其他方面。此外，个人可以发展自己的研究，以补充他们的教学。

博物馆的研究项目揭示了一些关于艺术史研究的信息：例如，通过“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研究”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从各种形式的文物中探索历代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历代艺术品中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隶属于文物博物馆综合研究室，“经常研究中国美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然而，由于清华大学文物馆定位于全校形象教学的龙头机构，将形象教学与一般教学相结合，研究重点转向适应新中国成立的现实文化需要。显然，1950年博物馆的艺术史研究与艺术系成立时的艺术史研究是不同的。清华大学“在哲学系内临时成立艺术哲学小组，与其他院系的相关课程合作，培养艺术史人才”。这种安排只持续到1952年，当时大学重组。

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围绕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宣传，举办各种现实展览和展览。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举办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文物展览，观众四千余人，京津各大媒体均有报道，《文物馆委员会组织条例》特刊报道。1950年，清华大学文物馆先后举办了年画、手工艺品、早期社会发展史、石雕等多种专题展览，并开设了西南少数民族、高山族、西藏三个文物展厅。

3.阻碍文物博物馆的发展

清华大学文物博物馆的经费由学校拨付文物购置费，不再用图书购置费专项资金购买文物。文物购置费一般保持不变。如有特殊需要，校委会可申请“特殊补助”。文物的收藏和维护是一项巨大的经常性开支，而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初的物质和资金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博物馆的发展。据清华大学文物馆成立时各部门馆藏文物统计，目前文物馆馆藏文物2880件，是1948年建馆时馆藏1000件的近3倍。社会部馆藏文物5647件，其中民间艺术类文物4228件，人类学、少数民族类文物1239件；地质学系考古地质科有80多个箱子。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文物博物馆作为高校的一个机构，对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文物进行统一管理，但缺乏相应的博物馆场地进行集中保管和陈列。藏品分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第二研究院。博物馆委员会积极向校委员会申请建馆，努力将博物馆逐步建成一个有建筑、有设备、有事务管理、有技术人员的完整、有形的组织。

1952年，随着国家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一所多学科的工业大学。在调整过程中，历史、社会、地理、哲学、人类学系和博物馆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被调离清华大学，博物馆的所有工作不得不终止。然而，文物委主任梁思成作为建筑系主任，主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工作。从艺术系成立到文物馆成立，梁思成、高壮、莫宗江、李宗金(后三人为文物委员会民间艺术组成员)等人将艺术史研究的理念倡导到建筑系建筑美术和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中。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二推荐知识